改革開放33年后，政治經濟學仍在主導全部企業家的命運。網上瘋傳浙商有一個22條軍規，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天看新聞聯播。至今廣受認同。
聯想集團的柳傳志這樣說過：“我在做聯想的時候，給自己畫了一條底線，其實挺起作用的。這條底線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錯誤。他說，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時候去強行改造環境，那一定會頭破血流。
馬云說：“中國企業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經濟。”
著名地產商馮侖多次說過要與政府談戀愛，但不能結婚。
浙江工商局長鄭宇民曾對企業忠告說：“我們這樣一個國度，這樣一個執政條件，企業家離開黨的領導，離開政策，你就是盲人騎瞎馬。”
一個民企的當下共識是：只有同時占有廣闊市場空間和政策紅利的買賣才能掙錢——后者甚至更為關鍵。
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民企逐漸成長壯大，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力量，但也遭遇到空前嚴峻的挑戰。內外交困中，許多完成原始積累的創業家們便成為移民海外的主力軍。
其中一個重要動因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權力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加劇，壟斷下的權貴資本迅速膨脹，民企的國民待遇始終未獲得有效落實，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民營經濟雖說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在日益逼仄的體制天花板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瓶頸。
在全社會進一步推動改革、充分解放生產力的呼聲下，萬眾矚目的18大即將拉開帷幕。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的不完全統計，經選舉誕生的2270名黨代表中，有145位企業負責人代表。其中國企和民企的比例是111：:34。這個比例與兩者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剛好相反。
但這是歷史性突破。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盡管民企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但身上始終打著剝削階級的烙印。直到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全面提升和改善其政治地位才真正納入歷史議程。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重慶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董事長劉思榮等7位民營企業家成為新中國歷史上首批民企黨代表。
在這次大會上，黨章作出修改，把黨章中黨員發展對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民營企業主成為六大新社會階層之一。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簡稱“雙新組織”。民營企業家代表于是成為“雙新組織”代表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年，梁穩根、周海江、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等17位民營企業家當選十七大代表。2012年十八大則又擴軍至34名。
隨著名企在黨內話語權的提升，部分人正式躋身“紅色資本家”，一個憂慮出現了：這一本來與權力博弈的力量是否會與權力迅速聯姻，從而成為新型紅頂商人？
這樣的危險是存在的。曾經的首富黃光裕淪為階下囚就是明證。
民企黨代表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以為，良好的政商關系應該是民營企業要跟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走，而非跟政府某個官員走。
但靠什么厘清權力和市場的邊界，使這些被納入主流話語體系的企業家能真正地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先鋒呢？更重要的是：面對強政府主導的日益強勢國企，靠什么保證這些企業家獲得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呢？
在18大之前針對民營企業家的一項調查中，他們表達了三個心愿：一是減稅，二是國民待遇，三是保護私人財產。
顯然，要滿足這樣的訴求，僅僅靠政府自律和恩賜是不可能完成的。
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要義是：依據憲法約束公權，保障個體權益，為民企乃至中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營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體制環境。
著名學者劉吉直言：政府始終是阻力，30年改革實踐已經證明了這點。只是有的時候阻力大一點，有的時候阻力小一點。政府是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貪官污吏、權貴資本主義也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破壞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說深化改革的阻力來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是錯誤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改革繼續深入，沿著市場經濟的方向，是市場經濟給他們帶來了利益，所以他們還希望按照這個方向去改革。
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企是改革最大的收益者，是市場經濟最堅定的捍衛者，當然也是對黨一切順利歷史潮流的好政策的忠誠擁躉。
突然想起這樣一件事：“我要給政府討回400萬元的差價損失！”2010年2月2日，列席省人大珠海代表團分組討論的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000651,股吧)總裁董明珠再提“格力政府采購案”，質疑政府采購部門浪費納稅人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現場支招說：“告他！”
是的，中國市場經濟到了必須由法治做主的時候了。但愿董明珠和其身后的民營老板們在不遠的將來，能找到比權力更加有力的庇護傘。
比企業家講政治更重要的是政府講法治，講良知，懂市場。